张天觉为人

张天觉为人贤是不贤，士大夫可能不太清楚。在大观、政和年间，其人名望甚高，多数称赞他忠直，因为他担任宰相刚好在蔡京之后，蔡京操纵国政干尽坏事，天下人都极为痛恨，只要稍微变更其施政措施，就足以获得称誉，就像饥饿的人不择饮食一样，所以他得到了贤者的名声。靖康初年，他就得以和司马公、范文正公一同受到朝廷褒奖。我以其实际情况进行考证，他不过是个奸恶欺世的野心家罢了。

其外孙何麒作家传（1），云：“为熙宁御史，则逐于熙宁；为元祐廷臣，则逐于元祐；为绍圣谏官，则逐于绍圣；为崇宁大臣，则逐于崇宁；为大观宰相，则逐于政和。”其迹是矣，而实不然。为御史时，以断狱失当，为密院所治，遂摭博州事以报之，三枢密皆乞去，故坐贬（2）。为谏官时，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，至比之于吕、武；乞追夺司马公、吕申公赠谥，仆碑毁楼；论文潞公背负国恩，吕汲公动摇先烈（3）；辩吕惠卿、蔡确无罪（4）。后以交通颍昌富民盖渐故，又贬。元符末，除中书舍人，谢表历诋元祐诸贤，云：“当元祐之八九年，擢党人之二十辈。”及在相位，乃以郭天信交结而去耳（5）。平生言行如此，而得美誉，则以蔡京不相能之故。然皆章子厚门下客（6），其始非不同也。京拜相之词，天觉所作，是以得执政云。

他的外孙何麒作家传，写道：“熙宁年间任御史，则在熙宁年间被贬逐；元祐年间为廷臣，则在元祐年间被贬逐；绍圣年间为谏官，则在绍圣年间被贬逐；崇宁年间为辅臣，则在崇宁年间被贬逐；大观年间任宰相，则在政和年间被贬逐。”他的仕履确是如此，但其实际原因却并不如此简单。当御史时，因为断案不当，被枢密院追究，他就挑出博州之事进行报复，结果三位枢密都请求离任，所以他被贬。任谏官时，首先攻击内侍陈衍以动摇宣仁太皇太后的地位，甚至把她比作吕雉和武则天；又请求追夺司马公、吕申公的封赠谥号，掀翻墓碑捣毁碑楼；又说文潞公辜负国恩，吕汲公动摇祖先功烈；为吕惠卿、蔡确申辩称其无罪。后来因为勾结颍昌富人盖渐的缘故，又被贬。元符末年，授中书舍人，上谢表一一攻击元祐诸贤臣，说：“在元祐的八九年间，提拔了朋党之徒二十多人。”后来在相位，是因为勾结郭天信被贬去职。平生言行如此卑劣，却得到美名，就是因为蔡京和他不睦的缘故。但是他们都是出自章子厚门下，早先并无不同。蔡京拜相的制书，是张天觉所作，因此得以为执政官。

（1065）进士。哲宗亲政后，召为右正言、左司谏，力攻司马光、吕公著等元祐旧臣。徽宗即位后，与蔡京相善，拜相后转而攻蔡京，罢职，入元祐党籍，大观四年（1110）召拜中书侍郎、尚书右仆射，复为臣僚所攻，被贬。张商英为人雄辩敢言，然诡谲多变，又喜与僧徒游从，时人戏称为“相公禅”。
（1126），追封范仲淹为魏国公，赠司马光太师，张商英太保，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。
（1）何麒：青城（今四川都江堰）人。宋高宗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赐同进士出身，官至宗正少卿。
（2）“为御史时”几句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四十：“（熙宁五年十一月）丁卯，贬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、监荆南税。先是，商英言：‘博州官吏失入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，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……又院吏任远恣横私徇凡十二事，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，外人莫不闻知。’于是枢密使副文彦博、吴充、蔡挺因此不入院……上问之，遣使促彦博等入院……安石曰：‘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，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……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？’故有是命。”
（3）“为谏官时”几句：王偁《东都事略》卷一百零二：“绍圣元年，以右正言召，迁左司谏，商英观望时政，谓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，指吕大防、梁焘、范祖禹为奸，以司马光、文彦博为负国，言吕公著不当谥正献，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吕武。始商英在元祐时作《嘉禾颂》，以文彦博、吕公著比周公，又作文祭司马光，极其称美，至是乃追论其罪，其诡谲不常如此。”宣仁，宋英宗宣仁皇后高氏，宋神宗母，哲宗年幼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，临朝听政。吕武，汉高祖皇后吕雉、唐朝武则天，皆以女主临朝称制，故并称“吕武”。
（1057）进士，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）拜参知政事，后与王安石有隙，王安石再相，出知陈、延诸州。此后多在各地任职。《宋史》入奸臣传。

张天觉：即张商英（1043—1121），字天觉，新津（今四川成都新津区）人。宋英宗治平二年

大观：宋徽宗年号（1107—1110）。

靖康初政，遂与司马公、范文正同被褒典：宋钦宗靖康元年

吕惠卿：泉州晋江（今福建泉州）人。宋仁宗嘉祐二年

郭天信：开封人。宋徽宗为端王时，密告“王当有天下”，及即位，得亲幸，往往称于内朝，张商英为相，阴与勾结，后被告发漏泄禁中语，商英罢相，郭天信贬死。

章子厚：即章惇，字子厚。